軍事上無力，道德上無敵

不過，先於張煌言被抓的，是他的至親。

得知張煌言生還浙東的消息後，兩江總督郎廷佐忍無可忍，派兵抄沒了他在寧波的老家，拘禁了他的妻子董氏和唯一的兒子張萬祺，企圖用人質逼迫張煌言投降。

張煌言不為所動。十幾年的抗清生涯，早練就了他的「鐵石心腸」：至親可以懷念，但不可以成為談判的條件。

他的妻子董氏，知道自己嫁給一個英雄，知道聚少離多，但沒想到會聚得這麼少。他們共同的兒子出生後，張煌言就離家抗清去了。直到三年後，他終於滿身風塵出現在家門口。來不及訴說思念，丈夫就說他是來辭別的，錢塘江防線已破，他要隨魯王到海上征戰了。

為了緩解妻子的不安，張煌言和董氏打了個賭：投擲骰子，讓老天決定他是走是留。或許只有這樣，才能緩解張煌言的愧疚，是天意要他走的，不是他自己想走的。

那天之後，他終生再未與妻兒見面。

1652年，他的父親張圭章去世。

張煌言幼年喪母，少年時代隨父親出外，他的人生觀基本是父親影響和塑造出來的。得知父親離世的消息，他悲痛萬分，但是，仍然沒有回家奔喪。

張煌言被捕前兩年，隱居在舟山附近一座荒島上。一個部將要他納妾，並把戰死的將領陳木叔的女兒獻給他，張煌言嚴詞拒絕：

「小姑娘是忠臣之後，怎麼可以遭受如此對待？何況我的妻子為我身陷大牢，怎麼可以如此對待她？」

在民族大義面前，他能做的就是獨自面對漫漫長夜，以此彌補對妻子的虧欠。

清廷官員在與張煌言交戰的近20年間，無數次對他進行誘降或勸降。但不難理解，一個拋妻棄子在所不惜的硬漢，又怎會對敵人許諾的榮華富貴動心呢？他對各種勸降信，都不屑一顧，回信也總說自己是「明室孤臣，有死無貳」。

但事實上，1644年清軍入關時，25歲的張煌言僅是一個舉人，而非明朝的官員。

明亡之後，一些士人精英選擇了投奔新主，一些選擇了抗爭，一些選擇了隱居。每個人都經受了生死的道德拷問，而張煌言則成了最有道德潔癖的那個人。他一定要選擇抗清，不抗爭就毋寧死。

到底是什麼塑造了他如此孤高的道德感呢？

最根本的一點，是他在歷史上找到了他的精神原型，一個他希望對標的靈魂偶像——文天祥。他後來的臨難詩中，有這麼兩句：

「疊山遲死文山早，青史他年任是非。」

謝枋得（號疊山）當年未在元滅宋之日即死，儘管他在元朝建立之後不應徵召絕食而死，張煌言也要拿他與文天祥（號文山）互較高下，嘆其死得遲了。那些投降的，如留夢炎之流，更要被他罵祖宗十八代了。

一個清廷官員給他寫信勸降，張煌言毫不客氣地回信：「不孝未便以文文山自況，執事正不必以留夢炎輩自居耳！」意思是，我自己不方便說我想做文天祥，但你也不用讓天下人都知道你想做留夢炎吧？一句話，懟得這名勸降者羞愧不已。

南明先後存在好幾個政權，但每個政權都藏污納垢，內部爭正統、爭權力的勁頭，比打清軍大多了。各種互相出賣，內訌詆毀，投降變節，幾乎每天都在輪番上演，底線越來越低。

張煌言與那些醉心利祿、腐敗透頂的南明官吏有天壤之別，他純粹得幾乎完美，眼裡只有忠義，沒有其他。

很難想像，這麼一個完美的道德主義者，如果沒有對於偶像的死心模仿，沒有對於抗清的高度緊張，他一定會對他賣命的小朝廷感到崩潰的。

所以，張煌言的後半生，都在自我暗示中度過。

他在給友人、給敵人、給自己的話語或詩歌中，無處不在強化一個感覺——我是文天祥。哪怕在最鬱悶的日子裡，他也會通過一次次的戰鬥，來轉移他焦灼的心緒。

文天祥最後從容就義，實現了青史留名。張煌言肯定也會走上這條路，只是遲早的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