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流社會，被集體獵殺

▲唐昭宗畫像。圖源：網絡

上流社會，被集體獵殺

有的時候，官兒做大了，未必是好事。

廣明元年（880），黃巢大軍兵臨長安城下，唐僖宗丟下百官，倉皇出逃四川。長安城破後，起義軍「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」，對滯留城內的官僚也毫不留情。史載，包括宰相豆盧瑑、崔沆、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在內的百餘名高級官員相繼被殺。一時間，「內庫燒為錦繡灰，天街踏盡公卿骨」。

僅僅二十多年後，歷史重演。

天祐二年（905）六月，包括尚書左僕射裴樞、右僕射崔遠、吏部尚書陸扆、工部尚書王溥、兵部侍郎王贊等人在內，唐朝數十名高級官僚受命聚集於滑州的白馬驛。如此場面，以往只有在帝都才能見得到。然而，這次「集合」實際上是一場血腥騙局。不多時，隨著朱溫的一聲令下，毫無防備的唐廷大員們悉數被殺害。

此時，一個名叫李振的幕僚覺得仍不解氣，他對朱溫說：「這些人向來以清流自居，應該把他們扔進黃河裡，跟渾水永遠混為一體。」（此輩嘗自言清流，可投之河，使為濁流也。）

朱溫命人照做。頃刻間，三十多名官員的屍首被投進黃河，一眾「清流」消失在了渾濁的河水之中。由於事發白馬驛，後世便將這場政治屠殺稱為「白馬之禍」。

歷史的巧合總是在延續。提議棄屍黃河的李振，與黃巢一樣，也曾屢試不第。他們對於權貴的惡意，也在延續。

一個人想要在唐代靠科舉入仕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任何制度在初創階段，通常都不能稱之為完美。在歷經千年的科舉史中，唐代科舉的錄取人數明顯偏少。

唐代科舉主要分為常科（科目、考試時間固定）與制科（科目、時間均不固定），其中常科主要包括明經與進士兩科。有人做過統計，在唐朝統治的289年時間裡，科舉取士共8341人，其中進士6773人。偌大的王朝，平均每年錄取的進士僅有二十多人。

針對這一現象，開元年間的國子祭酒楊瑒曾經吐槽道：「省司奏限天下明經、進士及第，每年不過百人。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，而明經、進士不能居其什一，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。」

為了通過這座窄小的獨木橋，學子們皓首窮經。46歲的孟郊在考中進士後難掩喜悅之情，寫下「春風得意馬蹄疾，一日看盡長安花」的狂喜之句。而與孟郊命運相反的，是一批又一批名落孫山的考生。

他們中的多數人會反思自己的不足，少數人會象徵性地發一下牢騷。但像晚唐時期這樣，接二連三出現落榜士子肇發事端，不可謂不詭異。究其原因，讓黃巢、李振等人如此憤怒的，不是錄取名額數量的限制，而是錄取過程中存在的不公。

科舉制的誕生，是君主集權的結果。此前，無論是漢代察舉制，還是魏晉九品中正制，選官的權力事實上一直為各級世家大族所把持，導致皇權孱弱。為將這項權力收歸中央，實現集權，隋文帝楊堅於開皇七年（587）實行分科舉士，之後唐承隋制。然而，被奪走權力的世家大族們又豈會甘心？在唐朝實行科舉、普選人才的過程中，皇權與門閥的較量未曾停息。

唐朝科舉中普遍存在「行卷」和「公薦」等現象。所謂行卷，就是考生將自己的作品呈送成名文人或權貴閱覽，以增加知名度。而公薦，則是考生依託有名望之人向考官舉薦自己。行卷和公薦發展到最後，甚至能取代考場上的答卷，成為決定士子能否入榜的關鍵性因素。在此背景下，即便再努力的士子，也敵不過人情與關係網絡。現實往往是「貴者以勢托，富者以財托，親故者以情托」，以至於科舉走後門、入仕靠關係的現象公開且合法。

此種現象的持續泛濫，使得新、舊豪門逐漸把持了唐代科舉，以致「榜出率皆權豪子弟」。這也暴露了唐代政治中非常尷尬的一個現實：原本用於剝奪門閥選拔人才權力的科舉制，又逐漸被世家大族加以利用，為自己的親族好友大開方便之門，最終「每歲策名無不先定」。

對於這等不公現象，許多晚唐學子憤恨不已。詩人杜荀鶴曾作《投從叔補闕》：「空有篇章傳海內，更無親族在朝中。」直言晚唐科舉選人唯親，毫無公平性可言。

時代不公投影到李振身上，或許就是他「自以咸通、乾符中嘗應進士舉，累上不第」的緣由，也是他對豪門權貴「尤憤憤」的原因。

科舉原本向底層才學之士敞開了入仕大門，現在卻砌起了一道高高的柵欄，裡面的風光雖然可以看得見，但柵欄外的人卻總是夠不著，很難不讓他們產生怨恨之心。

前途阻塞，有人止步不前，有人另闢蹊徑。

落榜士子不僅要面臨名落孫山的失意，有時還要為生計問題而煩惱。晚唐人孫樵就曾記錄自己落魄時的窘態。他長年在長安寓居備考，一連考了十年，卻都屢試不第。由於一門心思地投入科舉，不事生計，導致囊中羞澀，白天餓得頭昏眼花，晚上凍得難以入眠，連朋友都盡皆離他而去，最終「悴如凍灰，癯如槁柴」。

對於唐朝的士子而言，需要理想，更需要直面生活。許多人在多次落榜之後，為生計和前程所迫，不得不開始尋求新的出路：

其一是隱居，其中以鄭雲叟最為突出。鄭雲叟自幼勤奮好學，「為文敏速遒麗」，儘管如此，這位大才子在唐昭宗時期參加進士科考試，卻名落孫山。性格「耿介不屈」的他瀟洒地留下一句「用浮名之攖我心，使鬱郁然若是耶」，便不顧家人反對，隱居少室山去了。妻子來信勸其歸家，他將信件「悉投於火」。好友給他介紹工作，他也是「拒而不諾」，全然一副看透世俗的心態。

其二是造反，當以黃巢最為盛名。黃巢年輕時試圖用知識改變命運，但「屢舉進士不第」，最終將失意的怒氣轉化為政治報復，掀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反唐起義，為晚唐敲響了喪鐘。

其三是便加入藩鎮幕府。中晚唐時期，唐朝中央衰微，地方藩鎮林立。各地節度使宛如土皇帝，不僅手握財權兵權，並且開設幕府，吸納人才為自己服務。

科舉入仕的失意，同樣改變了李振對前途的選擇。他最終放棄科舉道路，改走軍功入仕路線。多年之後，他晉升至金吾（衛）將軍，正當朝廷改命他為台州刺史時，命運卻跟他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——史載這一年「盜據浙東」，當地發生了嚴重的割據叛亂，受此影響，李振赴台州任職一事也化為了泡影。

向西折返的途中，李振路過開封。

當時，開封是宣武節度使朱溫的地盤。深感前途迷茫的他嘗試著毛遂自薦，求見朱溫。史載，李振見到朱溫後，「以策略干太祖（指朱溫），太祖奇之，闢為從事」。從此投入朱溫帳下，成為其幕僚。

在朱溫帳下從事日久，李振的心態悄然發生了轉變，他不再以唐廷中央為尊，而是著眼於現實，尊幕府而棄朝廷。

當然，李振的心態轉變並非個案。朱溫帳下的敬翔、張策與蘇楷等人，都是放棄向體制內發展，通過向幕府投簡歷，而成為朱溫事業發展的左膀右臂。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對此解釋道：「足不涉天子之都，目不睹朝廷之法，知我用我，生死以之，而遑問忠孝哉？」

晚唐士人的心理轉變，多少帶點實用主義精神。

黃巢之亂後，唐朝已然進入了生命的倒計時，但朱溫篡唐需要一個過程。

當時，但凡有點政治頭腦的人都意識到，唐朝滅亡的形勢已經不可逆轉。於是，有人試圖加速這一進程。

光化三年（900），神策軍左中尉、宦官劉季述等人覺得唐昭宗「嚴急」，並不是個安分、好控制的主兒，一番權衡之下，便有了另立幼主之念。

如今是地方節度使的時代，廢帝一事，自然還需考慮節度使們的態度。最起碼，他們的行動至少需要得到一個實力派的支持。劉季述第一個想到的，是朱溫。

朱溫通常都不駐留長安，而是由李振往來京城，代其處理事務，溝通唐廷中央。所以，劉季述派人跟李振搭上了線。怎料，話一出口就遭到了李振的痛斥：「百歲奴事三歲主，亂國不義，廢君不祥，非敢聞也。」當場替朱溫拒絕了這項合作。

李振之所以反對廢黜皇帝，並非心戀唐廷統治。在他看來，朱溫尚未積累足夠的政治聲望，此時並非代唐上位的最佳時機。

劉季述尋求支持未果，決定孤注一擲，於當年十一月發動了政變，將唐昭宗軟禁，廢為太上皇，並偽詔禪位於年幼的太子李裕。與此同時，劉季述也做了另一手準備，派人拿著假的禪讓詔命到開封拜會朱溫，稱唐朝想讓國於朱溫。

為此，朱溫的幕僚們分成了兩派。以劉重楚（劉季述之兄）和張浚為首的一派極力慫恿朱溫接受宦官的提議，榮登大寶。而從長安歸來的李振則堅決反對，建議朱溫舉兵勤王討賊，誅殺宦官，並聲稱「行正道則大勛可立」。

朱溫一聽，恍然大悟，遂派李振再入長安，聯合時任宰相崔胤救出唐昭宗。

經此一事，唐昭宗得以復位，朱溫也因救主獲封東平王。事後，朱溫開心壞了，拉著李振的手坦白道：「卿所謀是吾本志，穹蒼其知之矣！」

李振的一番布局謀劃，讓「王」與「皇」之間的距離又近了一步。此後，他在協助朱溫篡唐的道路上越走越遠。

天祐元年（904），朱溫將唐昭宗和朝廷從長安強行遷至洛陽。同年八月，朱溫派朱友恭等人闖宮，殺死了唐昭宗。然而，在面對弒君的惡名時，朱溫卻顯得有些不知所措。這時，李振提醒他：「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，不然，何以塞天下口？」

成濟，三國時期的魏國將領，同時也是司馬昭的心腹。甘露五年（260）五月，魏帝曹髦不甘做傀儡皇帝，為司馬氏一族所擺布，決意反抗，結果被成濟當眾殺死。事後，司馬昭為平息眾怒，並撇清其中關係，下令將成濟誅殺。

李振此言一出，朱友恭成了翻版的成濟，兔死狗烹，朱溫也藉此洗白脫身。

唐昭宗死後，年僅13歲的李柷被立為新君，史稱唐哀帝。在朱溫眼裡，這個傀儡小皇帝根本成不了氣候，而真正讓朱溫覺得礙手礙腳的，是一眾唐廷官員。而這些人，也正是李振一生痛恨之輩。史載，李振「屢舉進士，竟不中第，故深疾搢紳之士」，將自己屢次名落孫山的原因，全部歸結於當朝士大夫把持科舉。

李振向朱溫建議：「朝廷所以不理，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；且王欲圖大事，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，不若盡去之。」朱溫覺得很有道理。

於是，天祐二年（905）六月，朱溫將三十多名朝臣騙至滑州白馬驛，進行了一場有計劃的政治屠殺，並在李振的提議下，將群臣的屍首盡數拋入黃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