漢族是怎麼形成的

這使得劉邦在試圖恢復秦帝國的北方邊界時，很快便發現自己不得不面對強大的匈奴帝國，以至於不光劉邦本人差點在白登之圍中成為冒頓單于的俘虜，在漢朝建立的前60年時間中，更是不得不用和親的手段與匈奴維持和平。

表面看匈奴帝國的出現，似乎單純是冒頓單于個人的成功，背後卻是草原遊牧者唯有形成更強大遊牧聯合體，才能突破長城防線的共同訴求。從這個角度說，冒頓單于之所以能成為匈奴帝國的開創者，在於通過「鳴鏑弒父」上位的他，證明了自己具備將遊牧者打造成紀律嚴明軍隊的威信和能力。

鑒於秦始皇修建的長城，幾近完美的貼合了東亞農耕區與北方遊牧區之間的分割線。縱然相生相殺的「大漢強胡」後來都成為了歷史，後世中原王朝與北方馬上民族之間的博弈路徑，卻就此固定了下來。作為這一模式的創建者，漢帝國給後世留下的遺產，是「漢」這個名字逐漸成為了華夏文明主體民族的族名，而匈奴帝國留下的遺產，則是「胡」成為了北方馬上民族的通稱。

魏晉南北朝是「胡」、「漢」這兩個名稱成為通用名的轉型期。那些被認為破壞了華夏秩序的北方少數民族，無論與匈奴血緣關係的親疏，也無論是否在心理上希望成為華夏一員，都華夷之辨的魔咒下被歸入了胡人的範疇。五胡亂華之說，便是在這種環境下出現。

五胡亂華的說法，最早出自南朝宋文帝劉義隆與大臣何尚之的談話。談話中何尚之進言道「又五胡亂華以來，生民塗炭，冤橫死亡者，不可勝數」，是佛教讓那些暴虐的胡人君主減少了殺戮。

劉宋君臣做這番談話之時，正逢南、北方的政治格局都出現巨大變化的歷史時段。在南方地區，劉義隆的父親劉裕於公元420年，接受東晉末代皇帝晉恭帝的禪讓，建立了以「宋」為名的新王朝。為了與趙匡胤建立的宋朝相區別，後世又將之稱之為劉宋或者南朝宋。

何尚之是在宋文帝元嘉十二年，也就是公元435年作出這番表述的。此時北魏已經統一了除河西走廊以外的所有北方地區，再過四年河西走廊也將成為北魏的領地。換而言之，這個時間點南北兩朝對立的格局剛剛打開，總結回顧一下之前那個大亂世，倒是正當其時。

要是讓一個北魏的臣子來總結這個南北朝之前亂世，肯定是不會用「五胡亂華」的說法。畢竟北魏本身是鮮卑人建立的，正是南朝人口中的胡人之一，更何況在鮮卑人的意識里「胡」依然用來特指與匈奴有關的遊牧者。八十多年後，北魏史學家崔鴻從政權史的角度，為那些東晉以外的政權寫了本《十六國春秋》，算是把這些亂世政權納入了正史中。

於是有了五胡和十六國這兩個角度，再提到魏晉與南北朝之間的這段混亂史，便又有了合二為一的「五胡十六國」之說。當然，畢竟當時南方還有個自視為正統的東晉存在，想全面反映當時的政治格局，更客觀的還是「東晉十六國」。

是否把五胡之名加註在這個時代的標籤中，都不能否認在西晉變成東晉的那個亂世中，胡漢之爭成為了矛盾主線。以崔鴻為之立傳的十六個政權來說，只有前涼、西涼這兩個偏安於河西走廊的政權，開國君主是漢人的身份，其餘十四個政權均是所謂胡人建立的。

南朝憤憤的用五胡亂華來突顯北方的混亂，顯示自己的華夏正統性；北朝也在默默的爭奪華夏這筆重要的政治遺產，並直接導致「漢」在當時的北方成為了族名。魏孝文帝拓跋宏主持的那場著名改革，是一切轉變的開始。雖然後世研究者喜歡把北魏全面中原化的這場改革稱之為「漢化改革」，但當時之人肯定不是這樣定性這場改革的。

公元498年，魏孝文帝御駕南征，獲勝之後下詔嘉獎南征將士，聖旨中將南朝齊稱之為「南夏」。有南夏就有北夏，這個北夏自然就是已經變法改度的北魏了。所以最起碼對於當時的北魏來說，這並不是一場漢化改革，而是一場「夏化改革」。

華夏之名在北朝已經為南北所共有，那麼民族層面總還是要給原本獨占華夏之名的主體民族一個代稱的，於是「漢」作為一個民族名就開始出現了。

北魏在這場改革後不久，就分裂為東、西兩魏，然後再變化為北周、北齊兩個政權。這當中北齊的奠基人高歡屬於鮮卑化的漢人，日常工作中經常要調解兩個民族之間的矛盾。《資冶通鑑》整理過一條非常口語化的記錄。高歡向給鮮卑化的軍隊下命令時，經常要強調「漢民是汝奴，夫為汝耕，婦為汝織，輸汝粟帛，令汝溫飽，汝何為陵之？」。意思是說漢人百姓相當於是鮮卑人的奴隸，男人幫你們耕種，婦女為你們紡織，輸送給你們糧食和絹帛，讓你們得到溫飽，你們為什麼還欺侮他們？

這標誌著「漢」在當時已經由一個政權名，變成了一個族名，就像當年的「夏」一樣。以當時北朝的情況來說，用漢為名是最好的解決方案。華夏之名已成為所有民族的共同資產，南朝那些王朝的法統又傳承於晉，要是用「晉」這樣一個仍然帶有政治屬性的名字，稱呼自己治下的百姓顯然是不合適的。比較下來已經完全沒有政治遺產可言，但又一說就能讓所有人知道指向的「漢」就非常合適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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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族的形成

無論當時北朝的統治者，對使用這個族名者是否有輕視之意，對於被使用這個族名的群體來說，名字本身的含義實在也算不得侮辱，反倒是一件能讓他們追憶起兩漢四百年，對胡人的壓倒性戰績，包括對華夏文化的塑造之功。有鑒於此，在這個大亂世終結之後，以「漢」來代指民族、文化的使用方法依然延續了下來。

等到唐朝將天下重歸一統時時，「漢」已經很明確的作為一個官方認可以民族名在使用了。比如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準備在天山北麓置一個瑤池都督府。由於天山北麓氣候寒冷，當時並不適合屯墾，就向李靖討教「蕃漢之兵，如何處置」。李靖的回答是「天之生人，本無蕃漢之別。然地遠荒漠，必以射獵為生，由此常習戰鬥。若我恩信撫之，衣食周之，則皆漢人矣。」

這番對話中的「蕃」是用來泛指漢人以外的其他民族。唐太宗的問題是，這個新都督府應該如何配比兩種不同類型的兵力。李靖的回答則跟孔子的觀點一樣，認為人天生是沒有蕃漢之別，沒有民族屬性的。蕃人之所以成為蕃人，是因為生活中必須以射獵為生。如果用恩德信義的同化他們，讓他們無衣食之憂，自然就都會變成漢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