溥儀病逝後，妻子李淑賢未曾改嫁，為獨吞遺產，打了十年的官司

後來李文達接連創作發表了多部偵探小說，很快成為公安部僅有的三位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之一。

也就是說，當時的李文達是我國公安文學的先驅，也是社會主義時期偵探推理小說的開創者。

因此，公安部和群眾出版社最終選定由李文達幫助溥儀整理修改《我的前半生》，顯然是因為李文達已經有了相當引人矚目的創作成就和創作經驗，他的文筆和思想完全是可以信賴的。

1960年4月初，李文達住進了香山飯店104號房間，那時候，溥儀每天在北京植物園上班，上午，溥儀在香山植物園參加勞動，下午，就趕到香山飯店和李文達逐章逐節地商量該書的修改問題。

兩人在一起時，大多是溥儀作答，李文達做記錄，每次晚飯後，李文達送走溥儀，便在燈下裁開灰皮本的《我的前半生》，或者勾劃修改，或者增寫刪除，或者思考第二天要和溥儀詢問的問題。

這樣的工作方式大約進行了一個多月，李文達的信心反而不足了，剛開始接觸《我的前半生》這本書的稿子時，他並沒有看出那麼多問題，可如今仔細深入，才發現原稿基礎根本不行，不僅漏洞百出，而且邏輯性非常差。

顯然，李文達和相關領導把改書這件事想得太簡單了，以為稍微修補下大體上就可以成了，不曾想，真正深入進去，才發現這是一個難度相當大、勞動量也相當大的工程。

1960年7月，李文達終於弄出一部整理稿，一共兩冊16章24萬字，比起原先溥儀的油印稿來，只是文字有所刪減和規範，但是看起來條理卻很順暢了。

儘管李文達為了這個稿本花費了3個月的心血，但是他內心覺得內容還是不夠詳實，為了真正理清歷史背景，他專門跑了一趟東北。

他們先後去了瀋陽、撫順、長春、哈爾濱等，待了40天，此次東北之行，算是徹底弄清了溥儀從被迫改造到自覺改造的全過程。

在掌握大量生動素材之後，以及經過公安部的同意後，李文達終於拿起了手中的筆，決定廢棄以溥儀認罪書為基礎的「灰皮本」，對《我的前半生》另起爐灶，決定重新寫一部文學性傳記作品。

為了加快進度，出版社給李文達配備了好幾個助手，他們的任務就是幫助李文達收集資料和進行採訪。

這期間，李文達和他的助手們在查閱了大量歷史文獻資料，比如溥儀的父親載灃的日記，溥儀的教師莊士敦的回憶錄，還有清史稿、大清會典等。

李文達還和助手們跑了上千里的路，調查採訪了數百人，包括許多「皇親國戚」，以及曾經伺候過溥儀的太監等，參與此書編輯工作的多達十幾人甚至全社總動員。

溥儀也經常到李文達的小屋裡來，坐在桌子旁邊的一張破藤椅上，兩個人開始討論李文達前幾天寫成的部分，哪些需要增刪，哪些不夠準確，一般都是李文達問，溥儀回答。

溥儀走後，李文達就開始晝夜兼程地寫作，許多同事記得，那段時間，李文達的小屋門外每天都掛著一塊「請勿打擾」的牌子，那間小屋的燈光也常常徹夜長明。

1962年6月，凝聚了李文達、溥儀和出版社多位助手整整三年心血的修改本《我的前半生》，共計50萬字，分送給各方面徵求意見。

在送審名單中有這樣一些名字：「康生、周揚、郭沫若、老舍、文化部......」

這時候，溥儀和李淑賢剛新婚不久，也算雙喜臨門了。

各方面意見反饋回來以後，李文達再次動筆修改，其中，為了照顧李淑賢的情緒，溥儀要求將書中關於第四任妻子李玉琴的描寫給刪掉。

在廣泛徵集各方名流專家對修改本《我的前半生》提修改意見後，李文達和溥儀三易其稿，九改九校，歷經整整四年寒暑，《我的前半生》由群眾出版社出版，終於在1964年3月出版發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