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游聖」徐霞客：去世4年後，何以全家滅門？熱播電視劇給出暗示

徐霞客家庭出身不錯，相當於現在小縣城裡頭的中產階層子弟，雖說愛玩，不是很上進，但並不紈絝，且是很重情義之人。不妨看他如何對待落難的友人的：當年他出去遠行時，有個遊伴名為靜聞，是個出家人。靜聞的目的地是雞足山，意在抄錄那裡的經文，遂與徐霞客結伴而行。可是，當他們一塊徒步到湘江一帶時，不幸遇到了盜賊，靜聞由於受傷落水，不幸病逝，臨終前留下唯一的心愿囑託，是如果此身到不了雞足山，也希望有義士能將其骨灰攜往。徐霞客聞言泣下，隨後安排他的身後事，然後真的背負他的骨灰，一路爬山涉水，終至雞足山，親手將其骸骨安葬，且寫下感天動地的悼詩。這樣的人，當然不是那種刻薄寡恩的小人，而是可以託付生死的俠膽義膽。金庸如果寫徐霞客，一定會把他寫成王重陽一類大師奇俠的。

從已有材料上看，徐霞客對待底下的「下人們」、僕人們，也絕對不至於苛刻。關於「家奴」背叛，徐霞客生前就親身經歷過，並且處理得很是漂亮！《徐霞客遊記》詳細記錄過這起意外的家僕背叛事件：當他終於走到雞足山，以為可以稍歇時，一路隨行的僕人顧行，居然動了歪心思，狠狠背刺了主人徐霞客。在這個檔口，他不但自己偷偷溜走（不想再跟著翻山渡水受苦了），還置徐霞客生命安危於不顧，將所有銀錢都偷走了。這個做法，在明代是大逆不道的死罪，因為如此一來，不僅可能會讓徐霞客衣食無著橫死於外，從而犯下謀害之罪，而且依當時律法論，家僕屬於主人私有，是不能不辭而別的，不然也是死罪。

這等於說，這是罪上加罪，罪無可逭，斷難逃生。可徐霞客怎麼回應的呢？當他驟然聽聞此消息時，心情也是異常低落，但當本地僧人要幫他追回「惡僕」時，徐霞客卻馬上冷靜下來勸阻住了，說人家也有難處，讓其自行返鄉好了。對於如此一般人斷難饒恕的背叛，他選擇了原諒。雖然很快，他就在麗江重病纏身，連雙腳都不能著地，是納西族土司派人抬回老家，並且不久就溘然長逝的。

他的這種大度，這種不為己甚的善良克制，在劣紳橫行的明代，是罕見的。也可見徐霞客這個人，是真正的雅量高致，比同時「前輩」董其昌們，不知精神高尚上多少倍。當然，徐霞客的仁恕之心，日後也得到了好報：當徐霞客含恨而終，《徐霞客遊記》由於散失嚴重，整理者無從措手時，正是這位臨陣脫逃的家僕顧行，主動上門協助，慢慢回憶起大量共游細節，從而讓脫漏記錄得以貫串。可以說，後世讀者能相對完整地看到一部《徐霞客遊記》，理應深深感謝這位曾經的「賣主」家僕，稍加致敬這部偉大經典的「幕後英雄」。這樣「反轉」的歷史故事，也是能見人性的微妙之處的，同樣值得我們仔細琢磨，不斷玩味。所謂「歷史」，無非是一個個人性的具象化，歷史學就是人性學。

如果真要挑刺，說些徐霞客的缺點，我以為那可能有二：一是好名。徐霞客落拓不羈，終生夢想，不過就是「仗劍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華」，不在乎科舉，更想過當官，可終究還是個讀書人，「萬事可忘,難忘者名心一段」，還是有靠遊記文章博名留名的渴望，所以平素就很刻意結交黃道周、陳繼儒、錢謙益這些名士大佬，冀望他們為之稱揚；二是不負責任。作為一家之主，他似乎只為自己而活，為消磨個人興趣愛好，一直都沒怎麼照顧家人，更是從沒想著去掙錢，大半生都只顧自己玩去了，很難說是靠譜的「居家好男人」。而且，更為過分的是，當他晚年時分，在家族生意遭到重創，實際已無積蓄再供他浪擲時，他仍然不顧一切直接抵押田產，借錢出遊。

這樣的男人，放在歷史上固然是豪傑，可在他家人、在周圍鄰居們的心目中，是否可能是個「敗家仔」呢？對此，我是有問號的。

3

所以，徐家「滅門慘案」的發生，追究其根源，可能真的和徐家人為人如何關係不大。之所以會發生，最可能與彼時江浙地區的形勢與氛圍有關。最關鍵的證據就是，那時前後，江南並非只有徐家罹此災難，而是「遍地開花」性的。而這，就是歷史上駭人聽聞的「明季奴變」事件：當明末禍亂交興之際，江浙貴家富戶家僕們紛紛起來背叛，甚至於慘無人道地滅掉主人全家。

這裡，會生出另一個疑問：奴變為何會大規模發生，又何以只出現在江南？為此，民國以來，梁啟超謝國楨們都有過詳細的研究。答案歸綜如下：明代兩浙，最為富庶，但苛捐雜稅也很嚴重，很多貧民、平民乃至富戶，都喜歡「投靠」在官宦人家或者富貴之家，從而謀得飯碗、避開賦稅——蘇州何以會流傳「江南第一才子」唐伯虎賣身華府為奴的怪異傳說，原因就在於此。所以，明代地方士紳家庭，尤其是在江南，往往家奴數百，且經常性發生「豪奴欺主」或招搖撞騙的醜事。

只因為，江浙「家奴」與北方等地靠僱傭不同，多為名義上的「投靠」，本身就帶有互相利用、欺上瞞下的圈套性質，難說有多少忠誠度，一旦主人家勢力單薄，就容易控制不住，從而橫生枝節。明代有不少名人，都是讓族人聯合家僕勒索訛詐，搞得很狼狽的，乃至「凈身出戶」的。一代大儒顧炎武就是著名受害者，被迫離家出走，終身不敢回故鄉崑山。

當清兵南下，江南富家淒悽惶惶不知所措之際，正是「家奴」們趁亂下手的絕佳時機。比較有良心有底線的家奴，還只是無償索要賣身契，徹底脫離依附性質；更多的家僕，是徹底喪失人倫禮法觀念，藉機作惡多端，徹底釋放人性之惡，殺人放火，劫掠一空。遇到這種以下犯上之事，主人家勢必會抗擊，可僕人一旦接收了也必然會行兇，而一旦動刀殺了人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則必將會選擇全家滅口，如此就可以死無對證，逃避追責。更為可怖的是，這樣的事情，猶如潘多拉之盒打開，天然會有巨大的仿效效應，李家家奴如此得手，對面王家自然會有樣學樣，一時間，兩浙「奴變」惡性案件此起彼伏，再難壓制了。

當時的江浙奴變，據說以太倉一帶最為嚴重，也最令人毛骨悚然。當地家僕幾乎全部聚在一起了，一呼百應，紛紛前往主人家討要賣身契，一言不合就「舉火焚屋」，就「老拳惡聲相加」，就磨刀霍霍砍過去。據親歷者描述，此時的太倉乃至整個江浙，從城市到鄉鎮再到鄉村，幾乎到處都有家奴們聚集，鼓譟而行，殺劫焚掠，如宰牛羊，「反掌間耳」。另一個明末大名士呂留良，即便家在石門這樣的僻鄉，也一樣沒逃過「奴變」之難。他的二伯父、堂兄，都曾讓家僕綁架勒索，托關係找了本地熟人縣令出面，照樣沒啥辦法，還為此與縣令失和。最終是呂留良父親想到一個計謀，方得大體解套的。

此類再具體細節，諸位可以自行翻書，我這裡不方便也不忍轉述。正如魯迅老哥說的，每當讀到那些文字，「我就會汗毛倒豎」，實在是難以消解的可怕。

4

古話說，「風起於青萍之末,浪成於微瀾之間」,明季奴變，當然也是事出有因。甚至推敲起來，多數罹難的豪家、富翁、闊人，只怕都是罪有應得。

因為明代江南，地方上的土豪劣紳史上最多，他們平日對鄉民、對僕人都很刻毒，仇恨的種子可說早已埋下，只等待時機生根發芽從而爆發而已。只是說，根據當時人留下的「第一手記錄」表明，同樣也有很多滅門慘案，受害者是很無辜的，至少是「不該承受之重」。這類案件，並非由於主人平日待仆苛刻所激，而是純粹的人性之惡，或曰「平庸之惡」。

因為現場動手殺人如麻的家僕，不少在此之前，都跟主人家並無過節，甚至關係和睦，是「最相得、最受恩者」，那時也突然從羊變而為狼，「此時各易面孔為虎狼」，濫殺無辜。比如前述顧炎武，家僕陸恩在顧家服侍已經三代人，主僕間並無齟齬，可陸恩就是趁亂生出歹心，非要置主人家於死地不可的。圖窮匕首見，日久知人心，亂世之中的人性，是尤其經不起考驗的。所以聰明人見有亂起徵兆，往往率家避居深山。

從現有材料看，江陰徐家，也確實是個「積善之家」，不是什麼為非作歹魚肉鄉里的「罪惡之家」。無論徐霞客本人，還是他常年主持家政的母親王氏，抑或是其子徐屺，都是比較和易之人，未見有他們對仆兇惡的隻言片語的記錄可尋。比如天啟四年，江南大災，糧價暴漲，災民遍野，正是徐母命令徐霞客散糧賑災、捐資救苦，此類種種義舉都讓徐家在當地頗得人心。按我理解，乙酉七月突如其來的這起滅門案，確實屬於飛來橫禍，是亂世中池魚堂燕無法自保的悲哀。

如今可查的徐家唯一「醜聞」，大概就是徐霞客曾使婢女懷孕，而後似乎為了掩蓋什麼，疑似以「有傷風化」罪名將其母子逐出另嫁——日後該婢所生之子就是李寄。只不過此事也有費解之處：李寄成人後，努力溝通了幾十年，想認祖歸宗，但徐家孑遺就是不同意；而李寄又從未怨恨過生父徐霞客，一生崇拜乃父，幾乎用盡一生去整理《徐霞客遊記》這部奇書。直到康熙三十年，他終於整理父書完畢，使「已毀之玉復出崑山」，生命走到終點時分，傳說中的徐家「正宗」後人還是不願承認他，拒他於族譜之外。徐霞客是抱恨終天，那個最酷肖他的兒子也是飲恨而終。

如此說來，這又是一起別樣的「家庭悲劇」。而且仔細體味，可能還是更深痛，更能讓人共情的。當杜甫一個人徘徊於陝西奉先鄉間小路，欲說還休自己的悲傷時，它帶出來的哀感，是會重於整個唐朝滅亡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