趙匡胤杯酒釋兵權，為何擺個席、請個客，就能繳了悍將的軍隊？

比較靠譜的解釋，就是所謂的「杯酒釋兵權」，其實是被後世文人過分誇大，或者互說戲劇化了。

最大的誤解在於，我們其實誤會了「釋兵權」的含義：那些曾經跟隨趙匡胤出生入死的功臣，並不是被完全收走了兵權，而是由禁軍大將調任地方，出任節度使。

有人可能覺得，從禁軍將領調任地方，難道不是明升暗降麼？還真不一定。事實上，從五代開始，皇帝們登基後往往都會將自己親信將領，調至地方任節度使一職。

比如後唐莊宗李存勖的部下郭崇韜，就曾經急不可耐地上書皇帝，要對方兌現早年間「許卿一鎮」的諾言。一方面，這是皇帝為了加強對地方的掌握；另一方面，皇帝也是為了籠絡和報答這些出生入死的老兄弟們，畢竟這些將領提著腦袋跟著干，也是想著要吃香喝辣的。

從這一點上來看，以功臣為節度使，本就是五代時期約定俗成的慣例，趙匡胤至少在明面的人事調動上，步子並沒有邁得很大。

但這還不算完，宋朝之所以能夠走出五代武將亂政的怪圈，是依靠趙匡胤在制度上的一系列設計。其實，早在將這些將領派至地方充任節度使之前，趙匡胤就已經開始了一整套針對地方的組合拳。

首先是削弱地方的行政權。

將節度使兼領支郡的權利收歸中央，又派遣文臣出任各地知州、知縣。為了防止這些文官和節度使沆瀣一氣，他還特別規定這些地方官要三年一換，這樣就基本杜絕了節度使在地方上建立派系的可能。

趙匡胤的第二招，則打在了地方財政上。

從唐朝中期開始，稅收就開始施行兩稅法，又或者說兩稅三分法。

所謂的「三分」，就是將收來的稅賦分為三部分，分別稱為上供、送使、留州，除了「上供」部分以外，其他部分都被節度使把控。這種情況下，富得流油的節度使自然成了朝廷的威脅。

趙匡胤的解決思路，是下令設立各路轉運使，專門負責財稅的轉運，各州除了留下極少部分用作日常管理經費外，所有的錢糧物資都要送到京城統一調配。這樣一來，朝廷就將各地財政大權摟了回來。

最後一刀，趙匡胤砍在了兵權上。

公元965年8月，趙匡胤下令從各州選拔精銳士兵補充禁軍。為了挑選合適兵員，他甚至親自挑選身強體壯的士兵當做「兵樣」，讓各地以這種標準輸送士兵進入禁軍。

而那些沒被挑選進入禁軍序列的地方部隊，則改編為所謂的「廂軍」。所以北宋到了中後期，除了京城開封，以及與遼、西夏接壤的邊境部隊外，其餘地方上的軍隊，基本來說沒有什麼戰鬥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