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些價值觀不斷發展的方式之一就是相互融合,這是中國傳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長期以來的一個特徵——取各家之長,在變革中適應。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既強調「小康」等儒家概念,又推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道家原則,甚至也對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過去和當代的一切優秀成果敞開大門。
由此,我們可以總結出中國歷史上與治理有關的五條關鍵經驗。
第一條經驗:思想融合
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開創類似現代國家模式的國家,這一過程始於秦朝,加速成熟於漢朝。漢朝時期,中國將秦朝的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融合,建立了一套專業的國家體系,最重要的是重視善治和法治。這些成就比其他文明和國家早了幾百甚至上千年。簡而言之,不論是作為一種文明,還是作為一種國家體系,中國創製了一種國家文化,保護自己免於捲入帝國過度擴張的紛爭。
第二條經驗:自我治理
管好自己,否則就有淪為被別人統治的風險。在這方面,建立自我治理體系,不斷推進自我完善,甚至在必要時進行激進的自我革命,是永恆的主題,但往往也是一道難題。而試圖統治他人則是不明智的,它只會侵蝕你的自我治理能力,從而危害自身的主權和安全。
的確,縱觀帝國主義歷史,我們不是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這樣的教訓嗎?而且,我們還能從帝國主義發展史中總結出另一點:侵略和征服他人往往靠的是技術創新,比如一種新式武器或新的戰術,而不是像中國從古以來重視治理創新。例如,古代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憑藉其父親腓力二世打造的強大軍力,一路東征至印度,但卻沒有辦法統治和控制他所征服的所有領土。
從更根本的層面來說,為什麼帝國主義國家,無論是古代的羅馬帝國、近代的英國還是現代的美國,最終都難逃由盛轉衰的命運?答案就是:一方面,他們從未掌握自我治理這門藝術——連自己都管不好,更不要說去管別人了。另一方面,他們控制、剝削甚至掠奪別人的動機往往是出於彌補國內自我治理的缺陷,將自己內部的失敗外部化到他人身上。例如,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概念被奉若神明,然而在「零和」遊戲環境下,正是這條「金科玉律」導致了人與人之間根本性的不平等成為常態。
第三條經驗:傳承借鑑
必須要從自己的歷史文化中吸取經驗教訓,否則可能會完全失去自我。正如日本美術評論家、《茶之書》作者岡倉天心所警告的那樣,19世紀末明治維新以來,日本倉促走上了全盤西化的道路,在全面現代化轉型的同時,幾乎完全拋棄了自己的傳統價值觀和文化,只剩下一點流於表面的東西。
各國要將自身的發展建立在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觀的基礎上,否則就可能會像日本一樣,先是重蹈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擴張侵略歷史的覆轍,而後在新時代來臨時,無法進行改革以適應新的需求,再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安全陷阱。
此外,當今時代許多問題,比如氣候變化、新型傳染病大流行等日益嚴峻的生存風險,正是由一些錯誤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引起,如果不加甄別,一些國家可能很容易深陷其中難以自拔;或者還可能會在後殖民時代迷茫徘徊數十年,無法表達自己的真實身份,也無法為自己構建真正行之有效的治理體系,因為他們並不真正知道自己是誰、從何而來,而且仍然容易受到更強大的外部力量干預,包括以前的殖民者——他們會在這些國家身上培育出一種不安全感,再利用這種不安全感達到繼續控制他們的目的。
與此同時,各國也必須向別人學習,並與之分享所學到的東西。中國就向馬克思主義、列寧主義以及所謂的「福特主義」學習了很多,從啟蒙運動、工業革命,甚至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歷史中受益匪淺。但最重要的是,要以理性辯證的態度看待這些過往的經驗教訓,將它們置於適當的位置和背景下,取其精華去其糟粕。
第四條經驗:實事求是
無論文化和價值觀在理想狀態下能夠發揮何種作用,無論從過去吸取何種經驗教訓,中國式治理模式有一條超越歷史的規律:一切都要從物質基礎出發。物質決定意識,基礎決定建築,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重要原理,也是我2010年來中國工作時學到的第一課。你的所見所聞、一言一行都應當與實際情況保持一致。在這方面,中國治理模式的發展和進步,不論從國內還是國際上看,不論在過去還是當下,都印證了這句話的正確性。
第五條經驗:美美與共
一個正在崛起、治理得力的中國,不是對其他國家的威脅,而是恰恰相反。中國變得越強大、越有效率,就越能從自身的歷史經驗中反思,越能理解自身的局限性,越能體現善政這一根深蒂固的文化價值,進而就越能夠謹慎對待其他國家,儘可能地支持其他國家的進步,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更廣泛的安全、更大的發展,為全人類創造共同未來。過去十年來,我們在「一帶一路」倡議的高歌猛進中看到了這樣的趨勢,對於一個像中國這樣強調善治的國家來說,這是唯一合乎邏輯的前進道路。